2025年7月1日,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苏林和多名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到首都河内的行政服务中心,并深入福盛乡和西湖坊。面对基层政府工作人员,苏林要求他们从行政思维转向服务思维,从“尽力而为”转向“认真做事”,以赢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
当天,经过大规模合并的越南各省市政府及省、乡(坊)两级政府体制正式开始运作。这标志着自越共中央和国家机关进行大规模部门精简之后,在“边跑边谈”“有事就做”的快速改革中,苏林“重整江山”的第二阶段基本完成。越通社将这一过程描述为“8年战略准备,8个月快速实施”。在这个阶段,越南全国由63个省市变为34个省市,690多个区级行政单位及近7000个乡坊成为历史,影响波及25万公职人员。
越南官方称,这场从2024年底开始的改革是越南国家机构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最为彻底的一次变革,影响深远,波及各层级、各领域、各地区,直达每一位国民。距离阮富仲去世、苏林接任总书记职务不到一年时间,越南的大变革为何能高效推动?
省市合并与建立两级政府是苏林成为越共中央总书记后的重大举措之一。苏林出身越南公安系统,2024年5月在公安部长任上当选越南国家主席,同年8月接替阮富仲出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同年10月,苏林不再兼任越南国家主席,由梁强继任,越共中央新的最高领导层基本确立。
从2024年10月起,苏林将阮富仲时代的“反腐败、反消极”运动扩大为“反腐败、反消极、反浪费”斗争,多名越共中央委员被问责。11月,越共中央、越南政府、国会开始大规模精简合并部门,中央政府部门减少5个部,撤并越南国资委等直属机构。到今年二三月间,随着中央政府各级部门重组接近尾声,酝酿已久的省级行政区合并被正式提上日程,并与撤销全部区级行政区、将地方政府从三级变为两级的改革同期进行。自7月1日开始,越南全国原有的63个省市减少为34个,比20世纪80年代革新开放之初的40个省市数量还要少。696个区级行政区全部撤销,1万多个乡坊也被合并为3321个。
越南官方表示,上述三场运动与改革是对阮富仲时代未尽工作的延续。2017年,阮富仲领导下的越共中央通过题为《关于继续朝着精干、高效方向推进政治体系组织机构革新》的决议。决议通过后,越南精简公务员超过7万人,并成立新机构国资委,管理原属于各部委的大型国企。然而,按照今天越南官方媒体的说法,决议的执行并不充分,机构重叠、上下臃肿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局部措施没有达到效果。其中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
苏林指出,不进行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中央的措施就难以上传下达,导致许多政策落实缓慢或不到位。本轮改革中,越南各省级党委和政府对照中央的机构精简,几乎“一一对应”地撤并了自己的部门。
实现地方行政体制的权力集中和上传下达是本轮改革的核心目标。越南革新开放以来,为经济发展需要而不断分割增加的省市,难以适应新形势需要。知名越南问题专家卡尔·塞耶认为,“发展空间”是越南地方经济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现在,工业经济发达的省份,在合并后获得了更充足的人力资源和拓展空间。一些发达省份通过合并后,经济总量提升到全国前列,为后续改设直辖市创造了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改革中,各省人民委员会的地位也从“单纯的行政管理机构”上升为“统一的行政中心”和“综合治理主体”。新修订的越南《地方政府组织法》中,人民委员会主席的独立职能从11项增加到23项。省级人民议会的作用则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内政部长范氏清茶指出,以前任何问题都必须等待人民委员会和人民议会的集体决定,这导致失去机会,不能及时解决问题。
上传下达的问题主要在于区级体制。乡坊一级政府直接“面对人民”却缺乏治理授权;区级政府握有大量行政权限却不“贴近社区”。“撤区”只是改变该现象的第一步。胡志明市市长阮文得表示,7月1日开始的新体制只是该市乡坊的简单“加法”,更进一步的权力下放才刚刚开始。同一天,越南政府行政程序改革和权力下放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政府总理范明政担任委员会主任。
越南领导层急于在此时“重整江山”是因为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及数字化转型压力,为了实现到2045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目标,越南已经时不我待。内政部原副部长阮进廷分析称,越南正处于“人口黄金结构”时期,机遇稍纵即逝,如果等到“步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再改革,一切就都晚了。
外部分析则多强调,越共十四大计划于2026年初召开。十三大形成的越南领导层,由于“反腐败、反消极”运动引发的大规模人事调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动。在进行省份合并之前,越共中央对各省省委书记进行了大量调整。据不完全统计,合并后的越南34个省级行政区中,至少有17名党委书记是“70后”干部,其中5人今年还不满50岁。
除了陈进勇这种情况,因为省市合并而“多出来”的省级干部还有几种不同的去向。年长的干部一部分被调往中央政府部门担任副职,或将在越共十四大到龄退休。一些“70后”省委书记转到中央担任部门一把手或常务副职。
相比高层干部,基层干部和一般公职人员的安置是一个更大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根据越南官方统计,本轮中央政府和地方体制改革牵涉的人员总计约25万人。长期而言,这可以节约数千万亿越南盾的政府开支,但短期而言,大量发放提前退休激励补偿可能成为地方政府的沉重负担。截至6月底,越南地方政府“裁员”仅约2万人,不少省份只有数百名干部提前退休,大规模人员裁撤刚刚开始。
目前,越南财政部已向政府提交建议,拟从中央预算中补充61万亿越南盾用于发放相关补助。内政部预计,相关开支总额将超过百万亿越南盾。越南媒体指出,除了补偿问题,一些干部表面上支持改革,实际上一旦涉及自己和自己的省份、单位,态度就发生变化。例如,有些省份在合并中采取了“省名沿用原A省,省会设在原B省”的模式,但也并不绝对。
越通社评论指出,这不是“谁占谁”的问题,而是“团结力量发展”。产生失去本省名称的念头是人之常情,但国家愿景、国家最高利益高于一切地方思想。自出任越共中央总书记以来,苏林每次进行重大斗争或改革都会撰写一篇新的署名文章。在省市合并和两级政府改革成形之际,苏林发表了题为《团结的力量》的新署名文章,提到改革中出现的“面和心不和”和“地方本位主义”问题。他强调,只有从上到下、从内到外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统一起来,才能胜利完成机构改革任务。
这次大刀阔斧的改革本身的政治目标包括消灭各种“团团伙伙”,实现团结。对于越南各级地方干部来说,这次改革同样是一次对他们是否服从新领导层重大决策的“测验”。苏林在署名文章中强调,全体党员干部要严守纪律,对于党内决定“一旦达成共识,就要团结一致、认真落实,绝不允许出现派系主义、地方主义”。
6月下旬,越南国会通过了新版《干部和公务员法》,自7月1日起施行。法案严禁干部和公职人员逃避责任、制造派系斗争和分裂、擅自辞职离职,以及损害国家和单位声誉。越南官方媒体发表评论文章,回顾了越南历史上知名君主黎圣宗重划行政边界、阮朝明命皇帝统合南北等改革事迹,强调如今要实现越南政府提出的一系列愿景,需要同样的政治决心,需要整个政治体系和全体人民的共识,以克服旧机制和利益集团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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